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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TD产业化出现严重失误 建言今年勿发牌照 [打印本页]

作者: bigwhite    时间: 2006-8-8 15:49     标题: TD产业化出现严重失误 建言今年勿发牌照

TD-SCDMA研发管理程序出现重大失误

  对于TD-SCDMA,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说,我和前面发言的国务院发展中心专家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主推一定要发展TD-SCDMA,包括他也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且技术方面的数据和依据非常充分。我这一段时间也了解很多TD-SCDMA的情况,我得到的信息与他的结论正好是反的。

  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的角度,比如我们认为TD-SCDMA最先进的地方在于智能天线,但有的人认为TD-SCDMA最丑陋的地方就是智能天线。

  史炜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从来都认为TD-SCDMA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和先进的科研成果,它能充分体现中国在高技术产业中的发展水平,体现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体现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但是,当前问题的核心不是TD-SCDMA的技术问题,而是在推进TD-SCDMA商用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体制上,在TD-SCDMA测试的操作方式上,在针对TD-SCDMA这类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管理程序上,在与其他标准竞争的策略上,我们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甚至是重大的失误。

  过去,中国人一直信奉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下,这种观点已成为阻碍中国人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最优的技术不等于能变成最优的产业

  史炜批评说,目前,赋予TD-SCDMA的责任太大了,现在TD-SCDMA使大唐移 动公司背负的道义责任远远大于背负的技术责任,这种道义责任就是国家赋予他的所谓国家战略的责任、院士赋予的国威责任,这些责任很多都变成紧箍咒。中国缺不缺技术?不缺技术,而是对道义和有效竞争间的平衡关系没有把握好。单就TD-SCDMA而言,如果仅从指标来看,和其他3G标准,与WCDMA、CDMA2000,以及最近被大力推崇的Wimax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在大唐移 动公司它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呢?这是需要我们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大问题。

  我坚持认为,在有效竞争体制不匹配的情况下,最优的技术并不等于能变成最优的产业。有时候往往不是最优的技术,但在有效的配比和竞争环境下,就变成产业和产品了,这一点华为是最典型的案例。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到:“华为是最优秀的研发公司,后来我发现是错的,我发现华为不是最优秀的研发公司,甚至它的研发能力比不过大唐,但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营销公司,通过它的高端技术员把所有技术集成、消化引进,在最短时间,哪怕不成熟,也推向市场,让市场先睹为快,然后变成产业。”这里就引伸出在中国什么叫有效竞争?

  建议今年年底别发TD-SCDMA牌照

  对于今年年底前发TD-SCDMA牌照的呼声,史炜称,前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的意思是越早发越好,我曾经也想今年年底就要发,但我现在认为,今年年底千万不要发。发完以后,用它干嘛?

  他认为,在技术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千万不要急。

  史炜还说,我曾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算账就先算算大账,如果TD—SCDMA真的有问题的话,也要经过更大范围的测试来定论,在实践中暴露问题,在实践中找问题,在实践中改造和完善它,因为这曾经是中国人创业的精髓和法宝。但是,既然讲实事求是,讲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今天也不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不能让不行的技术硬上,也不能让有发展机会的技术胎死腹中。

  他表示,“我曾认为对TD-SCDMA总要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他终归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拿出去练,练一年不行就下马,再换别人也不迟,让四个运营商,每人发一个牌照,大家边干边修补,但现在仔细想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做,一旦不行,造成恶劣的影响和所花费的钱、耗费的资源可能会更大”。

  他强调:科学就是科学,不能自我欺骗。当你推出一种竞争行为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它在产业发展上是否行得通。

  “分拆运营商论”过于情绪化、理想化

  对于电信业重组,史炜则表示,现在大家都在指责移 动市场,指责中国移 动集团因规模太大,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公司,而弱化了可能存在的竞争环境,并使过去所谓的双寡头垄断(中移 动与中联通),演变为单寡头垄断。于是,许多人呼吁应改分拆中国移 动,至少也应消弱它在市场的控制权。

  他认为,其实,分拆中国移 动,弱化中国移 动,这本身在制度上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在体制上,需要的不是革命性的创新,需要的是过渡性的改良式的创新。

  他说,“事实上,我是国内第一个提出分拆中国移 动的人,而且是在一个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就引起了一阵骚动,会场上,支持者掌声如雷,反对者嘘声起伏,会后,听说还有操刀手专门撰文驳斥我的分拆论”。

  “但是现在,深感我提出的分拆论过于情绪化、理想化了。如果简单的分拆能解决所有的体制问题,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太容易了,我们可以分拆中国移 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力集团、中国民航,甚至分拆掉那些干预度过高的政府机构。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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