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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作刺激消费需求和鼓励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制度，竟然被“创造性”地适用于企业招工领域——据《中国经营报》9月22日报道，为配合代工巨头富士康的大规模招工，河南省政府计划花费亿元财政补贴帮助富士康招工。
事实上，对于遍布全国的富士康生产基地而言，河南省并非是唯一对其进行“招工补贴”的政府，今年8月，山西省晋城市为吸纳富士康千亿元的投资，即对其启动了逾千万元的招工补贴，而在富士康江苏省淮安生产基地，则更是传出“地方高校强迫学生免费实习，否则不予毕业”的闹剧。
给予个别企业“招工补贴”(或变相)、将“招商”变为“宠商”，地方政府此举不仅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法则，更有违反《预算法》的嫌疑。
必须承认，招商引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签之一，既是弥补中国资本短缺、平衡要素资源结构的关键手段，又是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比学赶超的重要指标。而且，就具体实践而言，招商引资的国策，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核心，亦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相对提高的原因，毫无疑问，置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招商引资无疑是具有阶段合理性且整体是功大于弊的。
但是，对于当下而言，面对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亟须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边际成本分析，对已然形成的固有招商逻辑进行深入反思。而对由招商引资所引发的“招工补贴”等做法，更没有任何隐晦的必要。
必须正视现实，中国已从改革开放早中期的资本短缺，变成当下资本相对充裕。目前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某种程度上已昭示着中国对外投资的紧迫性已相对超过对内引资。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产业的饱和过剩、资源(人力、土地、水电等)要素成本的大幅提高，亦表明中国引入传统产业的承载力在降低;而附带成本在增加。
聚焦到“招工补贴”事件，这主要起因于代工巨头富士康“庞大的用工需求”，故而其往往将地方政府“协助招工”作为决定投资的要求之一。可是，这却违背了人力资源市场的自由配置功能，因为富士康无论是薪酬福利，还是用工环境，当下均已诱惑力不再，这从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河南省，亦须通过财政补贴满足富士康的用工需求即可窥见一斑。而在行政权力干预之下的富士康式招工，不仅明显违背了人力资源市场自发性的调节功能，更直接弱化了其改善员工待遇(以及工作环境)的动力。
事实上，“招工补贴”仅是中国招商引资乱象频发的案例之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为达到招商目的，往往会发生不惜降低环保标准、大幅减少税费等现象，对此亦值得关注，比如从去年至今，多地因环境污染已经陆续引发了许多不愉快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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