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你可知道? （二） 去工业化, 制造业, 羿戓资源, 工业, 羿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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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中国的发展也遵循着“工业兴，国家兴”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我国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
　　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快速扩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矫正，经济主体实现多元化，我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转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
　　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畸轻畸重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和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000年以后，随着比较优势变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加强，重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再次快于轻工业，产业结构更加稳健、均衡。
　　2000年至今，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联网开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瓶颈，这也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
　　换言之，受到了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不断向好的情况下，去工业化趋势也开始浮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农业占GDP比重稳步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7．7％下降至2018年的7．2％，40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则持续升高，从1978年的24．6％提高到2018年的52．2％，提高了27．6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基本保持在 40％－48％的区间。然而，从 2011年开始，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就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从2011年的 46．5％下降至 2016年的 40．1％，5 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　　从第二产业内部看，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从 2006 年开始下降，从 2006 的42％下降至 2018年的 33． 9％，累计下降8．1个百分点。其中，2011－2016年下降较为明显，5年累计下降6．5个百分点，工业同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了相同的变动趋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波动下降，从2006年的 32． 5％下降至 2017年的29．3％，其中2011－2016年快速下降31个百分点。
　　从就业比重看，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17．3％波动上升至 2012 年的30．3％，此后下降至 2018 年的 27．6％，进入“倒 U型曲线”的后半段下行通道。
　　与此同时，我国自“十二五”以来，服务业占比则明显提升。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8年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52 2％，2011－2018年累计提升9．2个百分点，年均提升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仅“十二五”期间就提升7．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以2012年为时间节点，无论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还是从工业和制造业就业比重看，我国都已经出现了或深或浅的“去工业化”现象，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据羿戓（羿戓设计服务内容：产品战略规划、商标设计及维护、产品、技术可行性分析、产品、技术可行性报告、资深技术人员简阅交流、资深技术人员报告交流、专利甄选、详细设计（关键技术验证）、产品、技术社会效益分析报告）资源所了解，传统经济理论表明，一个国家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工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过早“去工业化”，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反而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陷阱。
　　事实上，“去工业化”无可避免，这是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因为工业比重在达到预期顶点之后会出现正常下降的过程。但一国去工业化的核心，则需要在工业技术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使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业产出份额的大幅下降。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主要去的是工业的就业份额，而并非是产出份额。这一过程由消费结构变化与工业技术提升等因素触发，并在人均GDP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开始。英美的彻底去工业化带来了伤害，带来了产业空心化，但德日等国高端制造业的保留与适度的去工业化，却也为其带来了发展。
　　与此相反，在工业市场存量竞争与全球化的压力下，诸多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不匹配、人均GDP较低时，开始了过早去工业化。由于工业部门是一国实现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不仅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径”，反而可能掉入损伤潜在增长率的“陷阱”。
　　从行业间生产率差别的角度出发，服务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创造就业的主要拉动力实质上是一个低生产率部门代替高生产率部门的过程。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出约为11．1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服务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为9．3万元，大约是第二产业的83％左右。
　　然而，许多关于服务业的观点往往仅看到了同样的产出条件下，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更多，却忽视了同样一个劳动力，在服务业所能创造的价值仅为其在第二产业就业的80％。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建议稿还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显然，“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适时的政策纠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也表示，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要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　　这需要坚持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通过实施“卡脖子”技术突破八大工程，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工业化向高级阶段迈进，实现由简单加工到复杂制造，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利用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
　　从以要素投入驱动工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的扩张型工业化，到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的工业化，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展望2021年，随着“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和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对于产业政策的安排也将渐次铺开——包括充分发挥优势部门潜力，提升整体生产效率，通过工业自主带动服务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更多的具体产业规划将逐步微观化，中国也将真正进入“提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