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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人的爱与恨:一场关乎生计的抗争

富士康工人的爱与恨:一场关乎生计的抗争

  在富士康求职中心的门内,充满期待的求职者被按性别分开。一些人仍带着行李,他们经过了几天的旅途才来到这里。


  导语:美国《圣何塞信使报》网络版上周五撰文称,虽然用工问题导致富士康和苹果成为众矢之的,但在一边倒的批评之下,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一面。对员工而言,加班时间绝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更关乎他们的生计。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通过亲身讲述道出了对富士康爱恨交织的矛盾感情。
  以下为文章全文:
  加薪与加班
  王玉平(Wang Yu Ping,音译)是富士康百万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中生产苹果iPhone和惠普(微博)笔记本。但世界各地最近对富士康的关注,却扰乱了他的生活,这令他有些不快。
  在苹果、劳工组织和消费者团体的三方压力下,富士康最近承诺改善中国庞大生产系统的工作环境。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企业,将基本月薪上调到约400美元,还将每月的加班时间控制在18小时以内。
  但这却给一线工人带来了困扰。“这对我们没有好处。”王玉平说。这位30岁的“80后”来自河北,曾经组装过iPhone,现在负责生产台式机。尽管期待加薪,但缩短加班时间却会使他收入减少。
  “我是来这里赚钱的,”他脸上满是紧张与疲倦的神情,“如果赚不到钱,我可能不会到这里工作。”
  为了向外界强调他们所做的改变,富士康及其最大的客户苹果邀请媒体前往“富士康城”参观。这里拥有20万工人,但媒体只能采访厂方挑选的工人。
  不过,记者还是在厂外随机采访了其他工人,他们对那里的工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多数人都说,环境的确改善了,但仍对某些待遇不满。其他人则感谢这份工作让他们摆脱贫困,认为没什么可抱怨的。
  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疲劳和加班在所难免。在外人看来,这或许难以承受,但对成千上万像王玉平这样中国人而言,这却是他们致富的关键手段。上月接受采访的工人都描述了富士康的种种苛刻之处:偶尔休息10分钟还要受到密切监视,打卡下班的冗长队伍随处可见,赚钱太少的抱怨也不绝于耳。
  中国与美国
  但在中国庞大的电子制造网络中,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却堪称一流,工作也格外抢手,应聘者络绎不绝。有些工人还指出,苹果的生产线更安全,正是由于该公司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使得它的产品与众不同。
  他们还补充道,最近两年的工作环境已经改善。但工人还期待更多进步,包括增加休息时间、降低流水线速度以及上调薪水。
  苹果和富士康承诺将大幅改善生产线工作环境。2010年从富士康离职的29岁软件工程师范忠(Fan Zhong,音译)说,由于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拥有120万工人,因此无疑也会迫使其他工厂改善环境。
  然而,王玉平却很怀疑富士康能否改变管理风格。“这是暂时的,”他说,“当媒体不再关注时,情况就会改变。”说这话时,王玉平正站在富士康龙华厂区的南门入口外。这里就像一个收费站,穿着黑白相间制服的工人从这里进出庞大的厂区。
  尽管有些接受采访的工人仍然担心危险的工作环境,但其他人却表示,公司提供了优异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有人甚至指责美国借题发挥,以此牵制中国。
  25岁的王金燕(Wang Jin Yan,音译)是思科服务器的质检员,她说:“美国人想(通过批评富士康)压制中国。我们不是血汗工厂,他们是故意找中国的茬儿。”
  27岁的河南小伙儿熊云双(Xiong Yun Shuang)补充道:“我听说,因为美国想遏制中国经济,所以计划把苹果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越南。这是我们主管说的。”他愿意相信自己的上司。
  爱与恨
  过去两年间,富士康经历了多次自杀事件,一次工厂起火也导致了员工死伤。在此之后,富士康中国员工的工作环境便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
  今年早些时候,苹果承认通过对供应商的自查发现了雇佣童工等违规行为。3月,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平劳工组织(以下简称“FLA”)宣布,他们也发现了苹果供应商的一些违规行为,包括加班时间过长以及暴露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等。
  外界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苹果及其供应商富士康,但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分析师托马斯·丁吉斯(Thomas Dinges)认为,所有的消费科技品牌和无数的亚洲零部件生产商,都面临改善工作环境的压力。
  工人显然也意识到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关注。今年1月,有150名员工在富士康武汉工厂抗议,甚至威胁将集体自杀。类似的抗议上月也在深圳上演。
  留着一头短发的熊云双说,在两年前的自杀事件发生前,凶神恶煞的基层主管经常会对一线工人进行长达半小时的严厉斥责,有时甚至拳脚相加。当发现有人因为长期工作打瞌睡时,主管还会一脚踢开他们的凳子,随后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混战。
  但现在,这种行为已经没有了。“这都是因为媒体的关注。”
  16岁的刘静芳(Liu Jing Fang,音译)今年2月从湖南老家来到富士康工作。在中国,16岁是合法的工作年龄。她对公司食堂的饭菜价格和质量颇有微词,还埋怨宿舍不提供洗澡用的热水。
  不过,刘静芳也表示,主管并没有因为犯错“惩罚”她。她住在新宿舍里,可以享受园区内的娱乐中心和巨大的游泳池。
  “我对它既爱又恨。”刘静芳如此评价富士康。
  现实与渴望
  18岁的惠晓燕(Hui Xiao Yan,音译)负责iPhone摄像头的生产线,她同样希望多赚钱。尽管如此,她还是说:“我喜欢为苹果工作,因为质量比其他公司高。”
  22岁的贺飞(He Fei,音译)曾经从iPhone生产线短暂借调到龙华厂区的另外一家工厂,在那里与同事一起生产金属电脑机箱。那份工作会产生很多金属屑,这令他们很担心。生产iPhone或iPad时,厂方都会给他们提供面具,但生产台式机时,却没有这种待遇。
  “iPhone工厂好很多。”他说。
  但工人们对远在大洋彼岸的苹果并没有多少情感寄托。“我们只想赚钱,”来自四川的贺飞说,“我不关心苹果。”
  熊云双的想法很简单,他想像那些买得起他生产的产品的人一样生活。
  “中国工人只能养活自己,”他说,“而美国工人却可以养活全家。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工人也能获得美国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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