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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基伍，从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再从双核到四核再到3D概念的快速切换，中国的手机生产厂商遭遇的是“危机与机遇并存”：措手不及的同时又在不断寻找着新的生存路径。在这个“人人可以做手机”的时代，要把自家的智能手机招牌做起来需要投入多少资源？
对于曾经占据全球手机出货量前十的基伍来说，用了三年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在过去十五个月，还交了一笔不菲的学费。
“这一年多来走了不少弯路，没有看后方的环境，只顾着往前冲了，前后期加起来的投入大概有七八千万美元。”作为基伍手机的负责人，张文学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对智能手机定位的偏差，回归国内市场的第一步并不好走。
如同基伍，从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再从双核到四核再到3D概念的快速切换，中国的手机生产厂商遭遇的是“危机与机遇并存”：措手不及的同时又在不断寻找着新的生存路径。
市场突变
印度市场曾经是基伍财务报表中最为亮眼的一部分，依靠着国内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基伍手机在印度市场份额一度高达21%，遥遥领先于只有13%的诺基亚。
那时候，基伍的英文名G'FIVE在印度几乎是家喻户晓。一个辉煌的纪录是，在印度全国33个电视台都在循环播放G'FIVE的广告。
对于当时的张文学来说，赚钱应该算是件很轻松的事情，一些与其合作的零配件代工厂的老板也因此开上了跑车，他也被国内大大小小的手机代工厂奉为偶像。
但当参与者越来越多的时候，游戏规则突然发生了改变。
“市场变得有些不可理喻，你知道目前在印度最便宜的feature Phone卖多少钱吗？”张文学向记者说出了答案：7.5美元——这个数字在他看来已经触碰到了企业生存的最底线。
事实上，在基伍海外市场获得成功后，深圳就崛起了一批专门为第三世界国家手机品牌代工的工厂，对于准入门槛较低的印度和迪拜市场，他们以“性价比”之名加入市场竞争。
“中国白牌在新兴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去年全球生产的17亿部手机里，中国企业设计和生产的大概有8亿部，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功能机。”一位iSuppli的中国研究总监做出如此表述。
“对于企业来说，这样的价格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在这个市场上，不是一两家在做这个事情，而是很多家。”张文学言语中透露着无奈。
在今年4月份，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参与低价竞争。而不参与价格竞争意味着要放弃原来的市场份额，加上贸易战等诸多原因，一年内，基伍在印度的手机销量下降了70%。
“如果跟随这种打法的话，会打乱自己原有的质量体系，一旦某些配件的品质下降，随之相应的供应商、采购团、品质线全部都要随之调整。”张文学说。
随后，基伍选择的是新兴市场，抓住开放的机会，把重心逐渐转向了巴基斯坦、伊朗、缅甸等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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